刘伯承（1892—1986），重庆市开县人。1912年春，刘伯承怀着理想壮志考入重庆将养学堂，年底提前毕业分配到驻重庆的蜀军第5师熊克武部。1914年9月，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次年冬，受中华革命党四川总司令卢师谛派遣返川，在涪陵县发动反袁武装起义，组成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1916年3月，为策应云南护国军在川南的战斗，率部攻占丰都县城，战斗中不幸头部受伤右眼致残。后转移至重庆，在宽仁医院请德籍医生做眼科手术时，因担心实施麻醉会影响大脑神经而坚决拒绝麻醉。在3个多小时的右眼球摘除手术中他一声未吭。医生感慨不已，称他为“军神”。伤愈后，刘伯承又在壁山县等地领导农民起义，进行游击活动。护国之战胜利后，他被委任为旅参谋长，在扫清袁世凯余孽的战斗中英勇善战，名震全川。

　　1926年5月13日，刘伯承在重庆由杨 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同年10月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全权处理四川军事问题。当时，拥有近二十万兵力的四川军阀给北伐军的左翼造成严重威胁，使北伐战争的形势骤然逆转。为牵制川军势力，推动军阀的倒戈易帜，刘伯承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和组织了著名的顺泸起义，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与大将风采。

　　1926年12月1日、12月3日，泸州、顺庆两地分别提前发动起义，刘伯承即刻赶赴顺庆。到达前线后，他被公推为川军各路总指挥，将三路起义军汇集到一起，并在处理各部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布置防范措施、安置民众生活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安排，使强敌压境的顺庆秩序井然。但是，革命局势却发生了变化，原定起义后立即向顺庆方向会师的泸州起义军迟迟不向顺庆开拔靠拢，反而使反动军阀取得有利时机组织军队实施围攻。由于敌军的疯狂反扑，加之内部势力的叛变，起义军最后被迫出城东撤。在撤退途中，刘伯承一直坚持步行，并不断鼓励官兵振奋精神。他经常对部下说：“越是在险恶的情况下，越是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行军宿营时，他总是与普通士兵打成一片，有时就睡在老百姓厨房的柴堆上。因此，“刘总指挥行军不坐轿，借宿不睡床”的行为在起义军中传为佳话。另一方面，泸州起义军也受到多方敌人的围困，内部潜伏的危机也日益严重。为取得领导权，刘伯承再一次勇担重任，于1927年1月冲破重重险阻赶到泸州主持大局。他一到泸州，就设立了总指挥部，统一处理军、政、财事务，并颁布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他整编军队，创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亲自指导和督促军事训练，还经常到学校作报告，宣传革命理论。此外，还全面改善了税收、财政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泸州城面貌为之一新。此后不久，他率领此地区的七千之众抗击十倍于己的强敌，奋战孤城四十多天，给来犯的强敌以坚决的回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阀刘湘等人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开始分路围攻泸州，起义军孤立无援，经浴血奋战后终于于五月中旬失败，前后一共坚持了167天。顺泸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北伐战争、四川局势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二野主力挺进大西南，解放了云、贵、川、康诸省。他们用兵神速，30天内行军700多公里，一举突破川黔防线，解放了重庆，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美梦。同年12月8日，他们率第二野战军和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机关进驻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领导广大军民展开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的工作。1950年1月24日，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刘伯承作“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提出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恢复社会经济的方针和任务，为重庆市顺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1950年底，他出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离开重庆之前，他将平时用津贴和积蓄购买的四千余册藏书全部赠送给新建立的西南人民图书馆，供家乡人民学习使用。